靳超然(2004—)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姚佳胜(1983—)，男，辽宁北镇人，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以服务国家战略开启留学事业为核心的恢复探索阶段、以人员国际化和流动多元化为抓手的初步创立阶段、以统筹人员组织追求高质量发展为动力的规范协调阶段和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为目标的创新发展阶段;遵循着以教育强国战略为核心的政策动力机制、以国际形势驱动合作创新的政策目标取向、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导向的政策实施保障等演进逻辑。在教育强国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外教育政策需要建立起内外联动的动力机制和丰富的多元价值取向，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等方式健全过程保障体系，推动政策落实，不断增强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满足感，引领中国大步迈进深度影响世界教育体制的新时代。
基金: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辽宁省乡村教师支持政策优化研究”(L22ASH003);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教育强国背景下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和理性选择”。
教育强国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战略目标，承担着提升民族创造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使命。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下，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提升国家教育实力的重要路径。对外教育政策作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关键抓手，是国家制定的有关教育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行为规则，在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国内教育改革创新和提升全体国民文化素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局面，对外教育质量显著提升。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合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规模扩大，项目数量显著增加，“留学中国”教育战略稳步落实，孔子学院广泛布局，汉语国际教育飞速发展，高等教育正向国际化不断迈进。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短板，新的教育发展趋势下国际合作的质量和效益有待提升，区域间对外开放水平差异显著，政策制定价值取向单一，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政策协同与风险防范能力难以适应全球化的新挑战。我国的对外教育政策面临着新时代的变迁与改革。这也充分证明，政策文本自身的繁荣演进并不代表着对外教育事业一帆风顺地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外教育政策的研究力度，重新追溯和梳理政策文本的演进逻辑，提出未来的理性选择，以满足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对外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的需要，推动我国对外教育事业稳健前行。
基于对外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重大对外教育政策的颁布时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外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以下四个阶段。
(一)以服务国家战略开启留学事业为核心的恢复探索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且充满挑战，在此背景下，“一边倒”战略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方针，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教育政策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核心，多以行政指令形式运行，呈现出单向性特征，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国别、专业等都非常有限。这一时期，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对东欧交换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协议(草案)》(1951)、《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留学工作的意见》(1961)、《关于1973年接受来华留学生计划和留学生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出国留学、来华留学、教育资源引进等方面形成了政策雏形，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呈现如下特点。
1949 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建设的方向。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工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导，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外交人才，进行师资建设。其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成为重要举措。据统计，从1951—1965年，我国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达10 678人[1]，其中苏联接收留学生人数最多，达8 414人。同时，为快速提升国内教育与建设水平，我国还积极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建立高校对口联系制度(1956年)和教材翻译体系(1952年)，迅速强化科研竞争力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1949—1960年，聘请了几百名各类教育专家和上万名苏联文教专家，带来了苏联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围绕国际主义援助与文化交流需求，我国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朝鲜、越南等国制定了培养人才的专门来华留学政策，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对东欧交换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协议(草案)》(1951)、《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1962)等政策文件，涵盖学习安排、生活保障与社会活动等领域，明确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越南等国来华留学生的管理规范。1966—1976年，来华留学事业因特殊历史环境被迫停滞。但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太久，1973年，《关于1973年接受来华留学生计划和留学生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审议后通过，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断的来华留学工作正式重启，充分展现了同类型教育政策强大的延续性。
(二)以人员国际化和流动多元化为抓手的初步创立阶段(1978—1999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对外教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教育政策围绕改革开放的需求，积极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培养国际化人才，统筹人员与组织、追求高质量发展，呈现出人员国际化、流动多元化的发展特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初步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呈现如下特点。
这一时期，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发生了深刻转向，其重心不再围绕政治斗争，而是转向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领域，留学国家也由原先以苏联为主，转向科学技术领先的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西欧等发达国家，留学专业由哲学社会科学转向自然科学。1978年，《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正式启动。随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出国留学人员管理教育工作条例》(1981)、《关于改进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选派工作的意见》，留学生派出结构更加明晰。
主要体现在新增自费出国留学、支持来华留学等政策上。随着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持续攀升，国家陆续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其中包括《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逐步解除自费留学限制，从20世纪90年代起，自费留学迅速发展。同时，政府简政放权，来华留学政策从“管制性”向“发展性”转变。1988—1998年，《关于招收和培养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暂行规定》、“深化改革，完善管理，保证质量，积极稳妥发展”等政策方针的相继出台，推动来华留学教育实现复苏。至2000年，来华留学生规模已达52 150人，较1990年增长近7倍，其中自费留学生达46 788人，占总数的近90%，成为来华留学的主要形式。
此外，针对着力引进外籍教师、推广中外合作办学、汉语国际教育推广等方面，《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1993)、《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1996)、《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1990)等规定相继出台，对外教育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
(三)以统筹人员组织追求高质量发展为动力的规范协调阶段(2001—2012年)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亚太区域逐步发挥主导性影响[2]。随着国家角色观念的转变，“走出去”成为战略重点，对外教育政策按照国际标准逐步规范完善，统筹人员组织，追求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荣阶段。呈现如下特点。
1．留学政策层次结构更加明确，出国留学全面发展，留学回国地位提升，来华留学规范提质
这一时期，“走出去”留学政策成为主导，我国出国留学规模快速扩大。截至2012年，已累计超230万人次[3]，出国留学呈现全面发展的态势。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国家将留学回国政策逐步提升到战略层面，一方面，提升公派留学效益;另一方面，完善留学回国政策体系。2001年提出留学人员可灵活为国服务，2006年和2011年分别出台“十一五”“十二五”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规划。《开展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3)等多项政策，从科研、管理、人才、创业等多维度发力，搭建起留学回国服务政策框架。2003年，教育部明确来华留学工作方针为“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以规范管理和质量提升为核心，飞速发展。2009年开展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多举措保障教育质量。2010年，《留学中国计划》颁布，明确了留学工作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亚洲区域教育格局中的关键地位[4]。
2003 年，国务院出台了我国首部合作办学的行政法规，即《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从八个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全面规范。这一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轨道。21世纪，中外合作办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12年10月，经行政审批机关批准设立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已达1 765个，数量比10年前增长了一倍[5]。
2002 年《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推动境外办学取得突破，为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2004年起我国开始拓展汉语国际教育新路径。11月，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建立，汉语国际教育管理机构同步革新，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随之组建(该机构于2006年更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年出台《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2007年颁布《孔子学院章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统筹开展。
(四)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为目标的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不断提高，国家对对外教育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外开放政策不仅要着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6]，更要致力于推动世界教育的协同发展。这一时期，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2)、《“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2016)、《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8)、《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2013)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我国对外教育政策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内涵发展和全球教育治理参与，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这一阶段的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教育对外开放纲领性文件的相继出台，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正式迈入提质增效的新时期。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对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进行了系统设计。其后，教育部推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提出要“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各国教育提速发展”。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成果显著，截至目前，已先后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有60所高校在23个沿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高校境外办学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2011年获批设立的老挝苏州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政府批准的境外大学;截至2018年6月，Pg电子我国已有84所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累计设立境外办学机构及项目达128个。为进一步规范发展，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从专业设置、质量监督等方面细化标准，进一步规范高校境外办学行为，推动高校境外办学迈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轨道。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人文交流领域的推进更为广泛和深入，我国已与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10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跨文化教育合作搭建了稳定的对话平台。孔子学院的发展成为汉语国际教育政策成功推广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2013)、《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通知》(2012)推动孔子学院健康发展。截至2024年10月31日，已有294家中方合作机构与1 272家外方合作机构携手，在161个国家和地区联合设立了499所孔子学院和764个孔子课堂，累计学员已近2 000万[7]，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此外，国际科研合作《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计划》(2014)搭建跨国科研平台，突破依托传统人员流动局限，构建了科研合作数字化机制。
至该阶段，中国高等教育逐步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由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外籍教师引进、汉语国际教育、国际科研合作及国际教育治理八大支柱构成的现代化对外教育政策体系[8]，致力于与世界教育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教育政策在动态变迁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在对外教育政策的分析范式中，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模式集中于路径依赖、路径突破与结构观三方面，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框架重点关注教育政策的动态演进过程。发生学分析模式以对外教育政策文本的形成和发生为线索，解析整个对外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内外部驱动力，解析制度变迁的因果联系和主要影响因素，挖掘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因此，借助这两种分析模式，可以全面、透彻地挖掘对外政策演进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大流派之一，更加关注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就我国的对外教育政策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诉求。国家宏观的政策安排影响具体制度的安排，并推动政策逐渐趋于制度化、体系化。以教育强国战略为核心的对外教育政策动力机制主要可分两个方面。
第一，路径依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复杂，我国对外教育政策主要服务于政治外交目标，“一边倒”成为对外交往的基本方针。为满足国家战略需要，我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全方位的教育交流合作，对外教育政策也紧密围绕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培养建设急需人才展开，以出留学为主，来华留学为辅。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都是为了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巩固国家的政治地位，培养政治外交人才，以满足国际政治斗争需要。这便是政策制度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路径选择，可见选择何种教育政策模式的背后离不开国家的战略诉求。而制度一经建立后，会因路径依赖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持续运行的状态，被称为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都是沿着这条既定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教育领域构建起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互动的基本框架，在学科设置、课程配置、教学方法上都有所体现，得到了正向反馈。
第二，路径突破。历史制度主义强调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能够打破原有路径，推动新制度的建立，催生新的变迁与发展，被称为路径突破的“关键节点”。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同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强调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指示扩大留学生派出规模，加强人才培养，可视为“关键节点”。对外教育制度由此进行路径突破，对外教育政策不再以政治斗争为服务对象，而是转变为经济建设服务和文化交流。此后，出国留学教育政策逐渐划分为公派留学、自费留学与留学回国三个层次，留学政策的调整，使得更多的学生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内经济建设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推动留学教育不断向前发展。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可视为“关键节点”。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走出去”成为战略重点。对外教育政策目标更加多元化，不仅要服务于自身经济、文化发展，还要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作用，提升竞争力，以适应国家在国际多领域全面发展的战略需求。教育政策领域路径突破，自费出国留学限制被彻底废除，公派出国留学效益显著提高。《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2006)、《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二五”规划》(2011)、《开展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3)、《中外合作办学条例》(2003)等多项政策相继出台，在培养高层次留学人才方面持续发力，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提供了新的途径。2010年，颁布了《留学中国计划》，将2020年建成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作为核心目标，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亚洲区域教育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加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施行科教兴国战略，随后《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2020)、《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相继出台，突出“加快”和“扩大”，强调“提质”和“增效”。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并逐渐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数字化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国界与时空束缚，实现了教育资源跨国界、跨时空的高效共享。因此，我国对外教育政策在这一关键节点进行路径突破，简政放权，鼓励高校和机构发挥自主权，根据其自身特色探索数字化合作形式，打破传统对外教育的时空限制与形式约束，推动传统模式与数字教学融合发展。2014年，《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计划》出台，突破了传统人员流动困难的局限，将数字化与课堂充分融合。中国的慕课(MOOCs)将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从线下延伸至线上、科大讯飞“智慧课堂”依托AI技术实现教学内容个性化推送、HTC Vive与孔子学院合作开发的《汉字起源VR》课程则通过沉浸式技术重构汉字教学场景，将传统的教育资源与数字化传播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优质资源跨越国界，惠及全球学习者，让海外学习者在虚拟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由此可见，对外教育政策的路径依赖为对外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指引，而路径突破则为对外教育事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推动教育事业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不断突破传统，卓越创新。在国家的宏观战略下，新产生的零散的政策制度逐渐演变为系统的政策体系，目标导向也从服务政治外交向满足教育强国战略需求转变。并通过具体制度的实施，来回应国家宏观的战略安排，以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堵点为着力点，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持续发展，体现了教育对外开放在新时代的主动作为。
全球国际局势的变化、国家间利益的现实问题直接影响着对外教育政策的走向，为政策变迁提供外部驱动力。如今，全球化加速推进，教育资源的国际流通更为密切，人才的全球性流动和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随之不断调整，由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合作模式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扩大。第一，“单项引进”阶段。早期我国对外教育合作主要以单向引进为主，大量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建立高校对口联系制度(1956年)和教材翻译体系(1952年)，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和经验。第二，“双向互动”阶段。改革开放后，合作模式逐渐向双向互动发展，“走出去”与“引进来”协同发展，在继续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工作、中外合作办学、放宽来华留学生限制，以此来满足社会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提出了“扩大规模”与“保证质量”的双向要求。来华留学政策文本不断细化规范，吸引了更多外国学生来华学习，加强文化交流。第三，“多元合作”阶段。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外教育合作呈现出多元合作的态势，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不仅与发达国家开展高水平教育合作，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与181个建交国家广泛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并与58个国家及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9]，成立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启动了“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等，实现了国家间教育资源的充分共享。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举办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2 356个，39个国家和地区，千余所境外高校，900多所中方(内地)高校作为合作对象涵盖其中[10]。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等开展试点，进一步扩大合作办学规模。《“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关于做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与世界教育共同发展，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教育资源配置主要由政府主导。政府承担了派遣留学生的全部费用，提供来华留学生奖学金，Pg电子聘请国外专家的费用也主要由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资源引进方面，主要是政府与国外政府或教育机构进行沟通与合作。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多元化。在留学方面，针对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使得家庭成为留学资源投入的重要主体。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企业等社会力量开始参与，通过投资办学、提供实习岗位等方式，为教育合作提供资源支持，中外合作办学成为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之一。进入新时代，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高校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开展合作办学和科研合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培养实用人才，社会组织在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治实施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外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进步，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对外教育政策演进逻辑中仍存在内外部驱动力不足、过程实施缺乏保障、价值取向较为单一等问题。为了提高教育对外开放规范化、合理化、体系化水平，对外教育政策在动力机制、过程保障和价值取向三方面还需不断改进。
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与教育国际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对外教育政策需要将内生驱动与外部驱动紧密结合，强化内外联动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营造良好的政策变迁环境。在教育强国背景下，面对疫情后跨国交流受阻、部分国家政策壁垒等挑战，需以“在地国际化”为突破口，以积极的心态妥善处理好对外教育政策的现实问题，既要正视全球教育资源的互补性，也要坚定本土教育的文化自信。一方面，摒弃盲目崇外观念，将国际教育资源深度融入高等教育教学中，巩固与欧盟、东盟等传统合作伙伴的教育交流机制，同时积极开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通过民间交流、国际组织合作等渠道，为政策变迁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与合作环境。另一方面，立足本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对外教育体系，将本土的实践教学传统与国际的先进数字化教学模式相结合，实现双向互动与共同发展。第二，构建协同统一的对外教育管理体系。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在联邦政府引导下，管理富布赖特项目，选拔优秀师生开展跨国学术交流，同时搭建高校、企业与基金会合作平台，为国际教育项目募集资金，助力美国在全球教育交流中占据领先地位。我国对外教育政策可借鉴其经验，发挥政府主导力量，强化中央统筹与跨部门协同，形成高效协同的管理格局，推动政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
就整体而言，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适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推进政策落实的过程保障体系亟待完善。为此，一是加快推进对外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当前，政治保障的不足，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深化发展的关键短板之一[11]，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缺乏专门政策指导实践。政策落实不到位，各地区不能完全按照国家宏观的对外教育政策来开展具体工作，经常出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等情况。一方面，要形成纵向贯通的政策链条，从中央到地方，制定层级分明、衔接紧密的对外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确保政策从上至下地有效建立。加快制定《对外教育促进法》，进一步明确各地对外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规范及各方权责，明确对外教育的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加强横向政策协同联动，确保各领域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例如，细化《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办学条例的实施细则，确保合作办学的审批流程政策、质量监管政策、退出机制政策等协调一致，保障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根据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适时调整，实现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二是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加强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在政策实施中，政府作为核心主体，通过统筹规划和动态调控，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而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可控手段，选择恰当适合的政策工具能够有效提高决策精准度，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从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实践来看，已构建起一套实施体系———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核心支撑，同时将混合型政策工具与自愿性政策工具作为重要补充[12]。在这一体系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强制性工具发挥着基础性规范与约束作用，而混合型和自愿性工具则在灵活调节、激发活力方面形成有效辅助，共同保障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有序推进。今后需要在现有实施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政策工具，以保障实现政策目标。同时，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行监测系统，全面、客观、准确且及时地进行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回应群众对新出台对外教育政策的反馈与诉求，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和实时分析，了解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情况，并对监测中发现的政策实施受阻、机构违规办学等问题做出及时处理，真正做到监督评估的政策保障作用。
对外教育政策的制定，应当秉持“多元主体”“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内外兼修”的价值取向。第一，政府主导与人民参与二者并重。政府在政策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民众作为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者，对政策实施有着切身的感受，能从自身实际需要出发，为对外教育政策提供多元化建议。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流程，赋予高校更多对外办学自主权，支持高校根据国际教育趋势和自身特色，自主开展合作办学、海外办学等项目，积极探索国际化办学模式。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指导与监督，为高校提供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风险防范指导，助力高校成为对外教育交流的主体力量。其次，通过民主协商、民意调查、社区治理合作等多种方式，鼓励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留学生群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到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中来。提高民众话语权，激发民众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增强民众参与感、获得感、满足感，形成政府、高校、社会多方协同的管理生态。第二，统筹协调好“全球性与本土性”“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其一，需妥善处理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关系。既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球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价值引领，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凸显我国在全球教育制度建设中的引领者角色[13]，贡献中国智慧;也要立足国情，兼顾本土实际需求，直面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问题，制定符合实际的差异化、分层次的开放战略和政策框架，推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迈进。其二，需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引进来”通过吸纳外部优质资源为本土教育发展注入活力，“走出去”则借助输出自身教育成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两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政策制定需建立动态平衡机制，所以政策制定者既要完善优质教育资源准入标准，规范中外合作办学、外籍人才引进，以本土需求筛选全球教育资源，更好地融入本土教学;也要以全球视野传播本土教育特色，加强孔子学院等海外办学质量评估，鼓励师生参与国际学术组织与实践项目，融合特色学科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双向流动与平衡，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