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资源，人文学科在打造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内外顶尖大学开始取消部分文史类课程，撤销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缩减文科招生比例，人文学科面临新的挑战。那么，人文学科遭遇困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大学文科教育的转型之路又在何方？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大学文科面临的挑战来看，当今大学文科最大的危险是日渐脱离社会发展需求，进而呈现出结构化、价值论和方法论困境。
结构化困境主要体现为文科教育与工作世界联系不紧密。传统的文科专业布局过于强调学科逻辑，忽视社会需求逻辑。偏离职场需要是大学一些文科专业被撤销、招生名额锐减的根本原因。据统计，2014—2023年经教育部审批撤销的文科专业多达2629个。大学文科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配性差还表现在文科专业课程体系不能很好地与产业需求契合，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标准偏离，部分大学文科学科专业设置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明显滞后，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跨学科技能上对学生培养不足。此外，部分大学的战略规划对文科并不友好，这也导致了结构化困境，如部分综合性大学在增设工科专业时稀释了曾有的文科优势；部分研究型大学重科研轻教学，文科本科人才培养被边缘化；部分文理学院转向理工科时，削弱原有文科特色。
文科的困境还在于文科价值追求的简化、矮化与弱化。一是学术价值简化。大学文科知识生产多限于经典理论诠释，缺乏原创性突破，难以适应社会对其提出的知识性服务需求。二是部分文科的育人范式固守“经院哲学”模式，过度依赖理论谱系传承，片面追求知识获取量，忽视跨界整合能力培养，存在一定的矮化倾向，导致人才的核心素养不完备，同时，专业划分过细致使学生难以博通。三是社会价值弱化。部分大学文科专业知识传授趋于常识化，学术成果多停留在“解释现象”层面，对社会的深度介入不够，能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的政策方案者不多；或是一味追求“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短期目标，导致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因经济效益滞后被边缘化，缺少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不能很好地体现文科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核心价值。
方法论困境是长久以来文科发展存在的固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科的价值彰显。一是陷入“事实崇拜”。部分文科研究过度追求工具理性主导的研究取向，忽视价值理性和思辨理性，导致研究对象偏离人文内核，多聚焦于个人感觉、内心体验、伦理规范等文化衍生物，缺少对精神价值的深刻探究。二是方法陈旧。文科研究高度依赖文献综述、概念分析、比较研究等传统方法，对量化研究、大数据分析等新方法接受度低，导致学术研究缺乏实证支撑与动态视角，成果重复性高，与社会需求不够契合，应用转化能力弱。三是科学研究呈现出多种范式的无序竞争，研究结果常因无法重复验证而影响其可信性。
一直以来，“科技”被狭隘地理解为理工农医类学科，直接引发资源配置向理工科倾斜，文科在学科建设、科研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整体性知识”，可以纳入“科技”的范围，它在社会治理创新、人工智能发展、跨学科协同研究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下，文科的知识生产价值及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亟待得到各方的重视。
当前，对绩效的追求在大学盛行，对文科影响比较大。一方面，资源配置受绩效追求的影响，大学评价过度依赖论文数量、项目经费等“五唯”指标。“五唯”评价体系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个体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导致文科在资源分配中相对地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一些大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科的现象，使得无法直接创造物质价值的文科被视为“无用”，使人文教育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正深刻改变全球人才需求，但传统文科教育尚未适应这一变革。一方面，AI、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社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为了顺应这一发展方向，大学开始裁撤一些专业和课程，文科首当其冲。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转变，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岗位增加，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相关职位减少，这种趋势倒逼大学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形成“技术人才扩张”与“文科教育萎缩”并存的局面。
传统文科的规模扩张模式已不适应时代需求。应通过强化学科内涵、优化机制、推进有组织科研来实现转型，从而提升其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等核心功能，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以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化解结构化困境。文科教育改革需以学科专业优化为突破口，坚持需求牵引、交叉创新、数字赋能三大方向，通过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深化文理融合、强化数字化转型，实现文科教育从“传承”到“创新”的转型。一是需求导向，动态优化。强化基础研究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增加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科研深度，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战略决策、文化创新等领域的贡献度。依据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和新兴行业趋势（如人工智能、绿色经济）动态优化文科专业布局，对适配性低的专业实施预警或退出机制。二是交叉融合，创新增长。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加强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聚焦培育文理交叉新兴学科（如“数字人文”“AI伦理”“低碳政策”），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学习体验，鼓励文科生修读STEM课程，培养复合型创新能力。三是数字赋能，智能调控。构建文科教育智能监测系统，实时分析就业市场与科技变革趋势，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
以体制机制创新化解价值困境。通过制度优化、资源整合与价值重塑，推动文科实现学术、育人、社会影响力的全面提升。一是进一步强化文科价值共识。要区分短期与长期价值，对文史哲等人文基础研究实行长周期考核，设立文化传承专项基金，避免因其经济效益滞后而被边缘化。进一步明确文科的公共属性，通过政策法规、公共论坛强化文科在精神塑造、文化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并将其纳入国家软实力评估体系。二是建构融合式育人体系。完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统筹价值引领与实践体验，构建“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协同育人体系，强化产教融合和社会实践育人。进一步强化跨界整合能力培养，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实现由“基于学科的教育”向“学科交叉融合的教育”转型。平衡功利性与人文性，在就业导向课程中嵌入通识教育，建立通专融合培养路径。三是优化成果转化机制。建设文科实验室与智库平台，推动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议转化，为国家决策提供高质量的知识服务。Pg电子平台整合大学、政府、企业等资源，搭建共享研究平台，精准匹配社会需求，提升文科的社会影响力。拓宽成果传播渠道，利用学术期刊、国际会议、公共媒体等多种方式传播文科成果，增强社会认可度。
以有组织科研化解方法论困境。一是强化有组织科研。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重大议题组织跨机构协同攻关，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二是革新研究方法体系。整合传统思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方法，优化研究范式，提升成果科学性。升级传统科研方法，开发AI辅助思辨系统，如基于大数据的观念演化模拟器。验证机制创新，试点虚拟重复实验，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重构历史社会情境。编制《人文社科方法选择指南》，建立“研究问题－方法匹配度”评估模型；针对不同类型研究设计差异化质量评价标准。三是创新科研组织形态。创建“三协同”研究网络：纵向协同，即国家智库—高校有组织科研单位—基层观察点联动；横向协同，即文科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文科实践基地联合立项；时空协同，即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开展跨文明比较研究。
（作者：张小花、周光礼，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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